成了我们新液压的欧洲代理商。他既卖道林的减速机,也卖新液压的减速机,相比之下,反而是卖新液压的减速机更赚钱。”韩江月呵呵笑着向冯啸辰介绍道。
“奈伊这算不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呢?”冯啸辰调侃道。
韩江月说:“其实,奈伊不这样做也不行。他原来想保留在欧洲的研发中心,但他的工程师薪酬比我们要高出好几倍,就算他们经验比我们新招聘进来的大学生要更多一些,我们三四个人和他们一个人竞争,他们肯定也是比不过的。与其硬撑着,还不如把研发工作也转包给我们。”
“我们原来说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优势,现在这种优势转移到了工程师方面。我们的工程师也是全世界最便宜的,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研发成本要比西方国家低得多。”冯啸辰总结道。
在有些人心目中,技术研发就是一个天才对着墙壁发呆,然后突然灵光一闪,于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就出现了。基于这样的认识,他们批评中国的大学生缺乏创新能力,号召从小学开始就要减负,让孩子们多弹点钢琴,多看点莎士比亚,据说这样能够培养灵感。
而事实上,技术研发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堆钱和堆人,科研人员的日常工作就是不断地做实验,在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失败中找到正确的路径。要做这些事情,并不需要多少灵感,需要的是能够堆上去几百、几千名工程师,让他们像搬砖的民工一样堆积经验,直至成功。
计算机专业的人员常戏称自己是“码农”,其实是有道理的。编程也是一项研究工作,但这项工作一点也不浪漫,同样也不惊险。绝大多数的算法都是固定的,程序员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算法堆砌起来,变成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程序。
设计一辆汽车或者一台机床的过程,与编程并无二致,同样是把若干已经固定的模式组合起来,让它达到最优,而要实现这一点,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大量具备基础知识同时价格便宜的工程师。
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,中国高校每年招收的新生人数以两位数的百分比持续增长,迄今已经培养出了数千万的理工科人才。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水平与爱因斯坦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,但他们足以胜任一家工厂里日常的技术研发,假以时日,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成为熟练的工程师,其水平堪与欧美同行媲美。
以千万级别计数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,就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形成的新的人口红利,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。
“这一次,我们打算买下道林公司在欧洲的研究中心和几家工厂,未来我们会派人到欧洲来和欧洲的工程师共同工作,学习他们的经验。道林公司过去积累下来的专利,对我们很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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